冯骥才：一生中最宝贵的20年
▲天津民园体育场
2018年4月去天津时，民园体育场的夕阳和春风依然在记忆中徜徉，如果没有冯骥才先生，这座城市特有的历史与风情恐怕早已在铲车与推土机中灰飞烟灭。
了解一个城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它的建筑和古迹，就像故宫、天安门之于北京；杜甫草堂、武侯祠之于成都；天津呢，就数民园体育场和五大道区。这些穿越历史的物体，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记忆，它们是打通古今的隧道，用存在本身进行着特别的讲述；如果有一天它们消失了，在文化精神血脉上我们也就成了失忆者。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旧城改造”，将所有承载着历史和记忆的老城推到了濒危边缘。
当人们迫切地追求改善生活空间时，冯骥才先生首先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民族正在摧毁自己的文化。为了留住自己熟悉的家园，从抢救老街开始，他一步步地步入文化遗产抢救的漩涡，从此开启了曲折、坎坷的20多年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漩涡里》用冯先生自己的话说，是一本生命的书，也是一部血泪之书，它艰难地讲述了冯先生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心路历程。这一转变是为时代所逼迫，也是冯先生已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命运使然。
所有认定的使命，都要坚持下去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冯骥才是一个命运感极强的人，在他的文字中，经常出现“命运”一词，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认知，也是个人对自己生命状态的理解，是一种对无法改变过去和无法预知未来的无可奈何的接受。冯先生一生中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由绘画到文学，再从文学到文化遗产保护，他喜欢用“命运的驱使”来归结这种转变。
无论是《漩涡里》还是《无路可逃》，回顾冯先生“记述人生50年”的这一系列心灵史写作，一种坚定的历史观支配着他，他曾不止一次地陈述过：“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冯先生所讲的“历史的必然”并非一种绝对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他更侧重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阶段的必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历史的发展趋向一种必然存在的结果。为何会有这种结果，冯先生在追索自己的精神历程、不断地梳理自己的心灵史中寻找着答案。他以个人命运见证着时代历史，又在时代历史中让个人命运在行动中得到全新地展开与释放。
由绘画转入文学，是他选择用真实的记录回应历史。
冯骥才先生自幼喜欢绘画，是一个艺术感极强的人，后来如愿考上中央美院，却因为自己的出身——小资产阶级，错失了学习的机会。当他凭借自己一米九二的身高，灵活的反应能力转行为篮球运动员，再次因为胸骨、腕骨和左腿半月板受伤而不得已退役。幸好得到一位前辈的帮助，进入天津国画研究会当画工，临摹古画。国画研究会的日子并不平淡，文革十年，让他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受难者。在那段无路可逃的日子中，朋友地一句话触动到他：“后代人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的痛苦、绝望、无奈，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他们会从哪里知道呢？”
为了将历史真实地留给后人，他选择文字、文学记录一个时代。在《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百个人的十年》《无路可逃》等文字中，冯骥才以个体命运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在生活事件的描述中展示了特定环境中人心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善良与邪恶，从而成为今人和后人了解历史、反思现实、认识人性不可或缺的文献。真实是历史的生命，而冯骥才的文字，则是用文学之光照亮暗淡的历史。这是他第一次转型，主动投入到文学与时代连接中，完成他记录和反思的使命。
由文学到文化遗产保护，是他选择用行动拯救历史。
冯骥才先生走近文化遗产保护起源于两次卖画救楼的经历。一次是抢救迷楼，一次是抢救贺秘监祠，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能够带来文物的保护时，他便愈发得靠近民间文化艺术。真正开始刺痛冯骥才的，是日常生活中文化遗产的迅疾消失。在冯先生的身边，城市化进程中为了“文明建设”而“禁炮”、拆老城建新楼。最使他愤怒的是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古建筑，都被视作需要改造的历史垃圾而统统被拆除，地产大亨们在市中心跃跃欲试，他们盘算着如何把天津变成小香港、小台北。冯骥才马上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历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文化历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周庄迷楼
他行动起来，一边组织志愿者摄影记录老城遗韵，一边说服有关方停止拆迁计划。但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力，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改造计划，像是一股子狂潮扑遍天津，古建筑被夷为平地，他和志愿者们仅留下了那些上百年历史建筑的遗照。在废墟中，冯骥才泪流满面。这个具有极其浓厚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哭了，他哭的是自己的无力和一段历史的终结。强烈地刺痛，一把将他推向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也是中国人的共同语言。它们像DNA分子一样编织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核。如果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们的民族也就断了根。冯骥才是一位有担当又有着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文人，面对扑卷而来地文化遗产破坏，他坚定地说：“我是文化人，当文化遭劫难时，必须站出来！”抢救文化遗产，就是他的使命。没有资金，他卖画建立私募基金；缺少大众的支持，他就四处宣讲，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开发商急于破旧立新，他呼吁老城、古村落保护，申请国家专项基金建立保护项目……
这些行动在《漩涡里》记录起来不过寥寥几万字，却消耗了冯骥才人生最宝贵的20年。这种付出是决绝的，没有退路的，倾其生命而为之的。冯先生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付出，绝不是《漩涡里》一本书所能涵盖的。在冯先生的大树画馆中，收藏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保护档案，但这些极具规模的档案却仅是全部文化遗产保护档案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档案都是冯骥才自己记录整理的。大树画馆里每一部书的每一张插图，都是冯骥才亲自监制完成。如《中国大同雕塑全集》的十万件雕塑，冯先生要亲自请摄影师来拍，拍完后再进行整理、印制，这一工作耗时而繁琐，而整个工程的费用都是他自己承担。这一套书能出来，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困难程度难以想象。而在大树画馆，在冯骥才这20年的行动中，这样完成的数目、资料还有太多太多。
回望当代文学文化领域，我们看到冯大个子，跨越数个领域，顶住层层压力，用踽踽独行、风尘仆仆的背影，完成了体量巨大、价值无法估量的文化遗产保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说的就是冯骥才先生。他从书斋里走上十字街头，将自己置于时代历史、民族文明的漩涡中心，以纵入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对社会历史与生活的驾驭和回应。
▲贺秘监祠，位于浙江宁波柳汀岛上，东为居士林、关帝庙，南为柳汀衔，西北两面为月湖环抱。贺丞庙，是为了纪念唐朝著名诗人“四明狂客”贺知章而建。
精卫填不了海，但精卫是一种精神
▲冯骥才绘画作品
冯骥才在《漩涡里》提到，敦煌是他的课堂。他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敦煌写作，而走进敦煌，也为敦煌背后的一段历史所触痛。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利用王道士的无知“盗买”了敦煌藏经洞的大批文物和经书，致使中国最珍贵的文物落入国外博物馆，至今无法追回。这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悲剧，也是无可挽回的耻辱。幸好，当年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王国维、罗振玉、向达、刘半农、姜亮夫等，在得知自己的文物被盗取后，一边向政府请求动用公器把残余的敦煌遗书运回北京保护起来，一边在海外将丢失的经书一页一页抄回来。
最让冯骥才感慨的是，当时藏有敦煌经书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不允许中国人抄录，只能看。于是陈寅恪、刘半农他们每天带着几片干面包，从早到晚，在阅览室一边看一边尽力地把内容背下来，出来后再拿笔记录下来，然后再进去背。如此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才将遗失的文献一字一字的抄回来。这种对神圣的传统文化的守护行为，感动了冯骥才，也启发了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即便是亡羊补牢，也必须做起来。
这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理解与行动传递，也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爱国启蒙、直面现实、担负社会责任、永不妥协的传统延续。
早在20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就关注到了民间文化的重要性，1918年北京大学还曾发起过歌谣采集运动。北京大学的教授刘复、沈尹默、周作人在《北大日刊》上刊登收集来的民间歌谣。后来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刊登征集来的各省民歌、儿歌及谚语、传说等民间资源以及相关的研究论文。虽然中间有过停刊，但《歌谣》周刊一直坚持到了30年代末才终刊。自此开启了知识分子关注民间文化，关注民族根性中美好淳朴的生命精神的传统。
在中国的现当代历史中，民间文化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时代与社会几乎未给文化任何发展机会，更不会关注到民间文化保护。战乱时，民众生存是大问题；和平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又成了大问题。喘息之间，除了民俗学者，只有对人文精神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才会关注到民间文化的存在状态。
而由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冯骥才曾感慨，当代的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躲在书斋中，逃避现实、逃避政治，其实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干预社会和生活。因此，冯骥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谈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行动问题。这是他由20世纪初中国那几位抢救敦煌经书的知识分子身上感染到的神圣与崇高，也是他卖画救文物、经历天津旧城改造的切肤之痛体验得来的。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文化责任感》《到民间去！》《思想与行动》等，不停地呼吁着文化责任感，呼吁知识分子行动起来。
曾经有人质疑他：你靠自己能救得了中国的文化遗产吗？你这不是精卫填海吗？
冯骥才回答：个人怎么能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卫填不了海，但精卫是一种精神。
《漩涡里》是冯骥才20年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思想与行动的结晶，在与金钱至上的扭曲价值观的较量中，在与部分人只追求政绩不讲求责任的角逐中，他一步步走出绝望，一步步启蒙民众，最终将文化遗产保护从个人层面推向了国家层面。这位行动的巨人，用自己的实践深化着自己的思想。冯骥才说，责任感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良心；文化责任感也是一种社会良心，更准确地说，应叫做文化良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注与反思，最终要落实到现实中去，那么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最好的实践者。行动不仅能够验证他的思想，也能使他的思想在现实中更加丰满、深刻。
▲精卫填海图
为未来保护历史
《漩涡里》中有一个很悲伤动容的故事。冯骥才和文物普查人员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时，在甘肃发现一个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儿”极其珍罕。普查人员想把歌录制下来，但没有录像机，就马上回到北京设法弄到一台摄像机。申请报上去几个月录像机才拿到手，他们迅速赶到甘肃，却只见到那老太太的女儿。她说老太太上个月已去世，临死前还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呵!”
▲花儿，是流行于中国西北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一种由汉、回、土、藏、东乡、保安、撒拉、蒙古、裕固等九个民族共唱的民歌，也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由多个民族共同创造，却主要用一种语言汉语演唱的民歌。
像这样悲痛遗憾的故事，在冯骥才的文化遗产保护路上数不胜数。文化遗产保护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它们消逝的速度。时代历史留给人类的伤痛，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就像面对敦煌藏经洞经书的遗失，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需要对疼痛的反思。为何中国人缺少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为何在我们的时代有如此多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掉？
中国近一百年发展的历史是部民族痛史，冯骥才先生20年的文化保护是一段更加悲壮的历史。通过《漩涡里》的记录，我们感受到的是比一百年前更加艰难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太多的文化遗产在现实洪流之下被摧毁。拒绝遗忘，就是拒绝悲剧再次上演。守护好我们的民间文化，才能守护住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冯骥才为记录和传承中国民间文艺而四处奔波。
在20年的文化遗产保护路上，冯骥才做了大量的民间文化保护的普及工作，他要在保护观念上启蒙民众，将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传授给民众，让他们首先在观念上接受，其次在行动上落实。同时，冯骥才在国家层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与实践。
庆幸的是，冯先生的这些行动都实现了一定的成果。令人欣喜的是，在经历了消逝之后，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部法规的颁布，不仅对现已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也对社会民间文化认知，提供了一个国家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在民间层面，民众开始关注传统节日，关注传统文化的存在状态，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价值观念上，保护意识得到了提升。
尽管如此，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依旧漫长。相较于欧美、日韩等国家，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依旧是边缘化状态，大众缺少保护意识以及我们的保护理念落后等等问题，都是现代、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将不再是冯骥才先生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民族的问题。民间文化积淀着一个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所传承下来的特有的传统、习惯、精神、情感等，是一个民族精神与心灵的归宿。保护好民间文化，才能让我们的民族拥有未来。
在2018年岁末，阅读《漩涡里》一书，让我看到了“冯大个子”跨越数个领域，风尘仆仆的背影，也让我看到了国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切实成果。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说的就是像冯骥才一样的人。他们从书斋里走上街头，将自己置于时代的激流中，以如此投入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历史的敬意与温情。
（本文作者张梦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冯骥才 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初为画家，后入文坛。1990年投入城市文化抢救。2002年发起并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12年倡议国家紧急保护古村落。现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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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12月31日 8版
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版面编辑：韩寒 微信编辑：计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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